『古城之恋』之一~乡下人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黄润岳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 在到马六甲之前,我是住在柔佛的龙引。那的确是一个小镇。横在西海岸的一条公路上,没有几十间店铺。北上峇株,南下笨珍,各有廿来哩。我生活在那小镇的中学里,前后达十四年之久。难怪有人把我比作乡下人。那么,我来到古城,就是大乡俚进城了。

  想不到我在城里住了十年之后,我的看法想法和做法,仍没有一点改变。甚至于我的生活方式,也和从前完全相同。原因很简单:我一直把自己禁闭在学校里。

  培风中学的校长宿舍,就在学校的后面,相隔一条王金辉路。走路去学校,从后门进,只要五分钟。开车从大门进,也只要五分钟。不过,我还是开车的时候多。车放在学校,比较方便。有时自己要用;有时因学校的公务要用,开头几年,我还兼任司机。后来有些同事会开我的车了,我也就轻松了。

  提起我这辆马赛地一八〇的汽车,倒也有趣。到甲不久,便有人问我是买新的,还是买旧的。他知道我是买旧的,似乎就满意了。其实这辆车,不仅是旧的,而且它的一部分还是新文龙中华中学董事会送的。早在一九五三年,新文龙董事会就买了一辆汽车给我用,用董事长郑振中先生的名字注册。后来换过几辆,新车旧车都有。最后一辆MG,常常出毛病,非换不可。那时董事会没有钱,振中先生想用分期付款的办法,买一辆新的。我认为不如买旧的。刚好有这辆马赛地出售,把MG折成一千六,再补二千多,就买下来。现款是我私人的积蓄,付款也用我私人的支票。不久以后,振中先生逝世,于是这辆车改用我的名字注册。到我要离开龙引时,我便向新文龙董事会建议:董事会要车,就补还那笔现款给我;不然就我拿车,还董事会一千六百元。后来他们通过:我拿车去。也不用还钱出来。这也等于是一笔临别的红包;正像我后来离开培中时一样。这都是令人感动也感激的。

  在培中的十年,除了假期,我很少出远门。这辆车也就为学校服务的时候多了。走了十多万里的老爷车,不时要修理。如果一直要学校付修理费,未免过分,尽管聘书上注明董事会负担我的车辆维持费;后来都是我自己付的。前前后后修了两三千,连引擎都换了。我的车便一点毛病也没有了。而且外面漆了,里面换了,等如是新车一般。想不到不久就我与车的缘分已尽,只得卖给一位培中的同事,他让我用到最后一天。当那天黄昏要送车去之前,我的太太在洗拭之时,忍不住流下眼泪来。十多年来,朝夕相共,没有给我们家人任何麻烦,平平安安的,免不了发生了感情。记得我的第一辆汽车是向峇株电讯总监买的,因为他要赴远英离。我们去取车时,车主夫妇还作了一次祈祷:为自己一家平安而感恩,为新车主而祝福,也忍不住流泪。人同此心,日久生情。我们也一再关照张长发兄嫂,要勤于洗抹,妥为看顾,他们可以再用一二十年。

  城中人的生活是紧张的,繁忙的。我初到古城的几年,也就常常会废寝忘食。上午班的学生还没走,下午班的学生已早来了。大家分别挤在教室内外。那一群下午班的小同学不是跑上跑下,就是叫叫喊喊。等他们都进了教室之后,我才可安静的走回办公室。如果有公事要办,或是有师生要找我谈话,我的上午和下午就联在一起了。本来我是每天要回家午餐和午睡的,有几次我竟忘记了我有没有回家,直到黄昏回去,看见午餐的饭菜还分别盖在桌子上,才领悟到我已不食不眠的一整天了。

  董事会总务张雅山先生,对于校务非常热心,非常关怀,也常常来找我谈学校的近况和改进。发觉我食无定时之后,一再提醒我,要注意饮食,别釀成了胃病。那时,他自己的胃就不十分好。想不到拖了十年,到我要离开培中之前不久,我的胃不时作痛。中药西药,服了两年多,最近才痊愈。如今食固然定时,而且定量,量也少了许多。好像是不作工了,也不用吃那么多了。

  培中校长的工作,的确是繁重。除了例常的校务,还有学生两会的活动,校庆的庆祝,校内外的运动比赛,学生的校外服务……简直弄到我头昏脑胀,应接不暇。因此,我放弃了校外的社团服务,包括教师会在内;也尽量减去校长的社交酬酢。

  我在龙引时,身兼柔佛中区华校教师会主席及柔佛州华校教师会联合会主席,柔佛州董教联合会财政这是离开时的职位。我还做过两年的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主席。来到马六甲,我连马六甲的华校教师公会也没有参加。而且我还假说是某方有暗示,实在是有我个人的不得已的苦衷。辜负了许多同道的雅意,可能还有人认为我不近人情。后来,我多少也为甲州教育协会尽了一点棉薄。

 军铜乐队  

  培中是马六甲州的华文最高学府,也是华人公立的教育机构,培中校长就免不了有许多社交应酬。最常有的是送殡。如果丧家将亲友奠仪全部捐给学校时,我通常是亲率若干学生前往执绋的。要派学生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有些家长不高兴,有些学生不喜欢,住在城外的有不便。。。。。。尤其是在假期。记得有几次,只好要自己的儿女,一些老师的儿女,甚至总务或其他董事的儿女,约集他们较好的同学凑成一队。

  出殡的行列都是很长的。丧家离校较远时,我们去时已经在汽车中闷热了许久。再在太阳下一晒,可能是我晒得太少,常常回家去就头痛发热,颇不好受。后来我只得请训育主任或其他老师代劳。学生倒是愈派愈容易,随便指定一班,极少缺席。派多少人参加执绋,通常都是由董事部决定,仍不免发生误会。例如校方已经派了多少学生,丧家有亲人在学校念书,同班或在校好友也去,就显得太多;而校方又无法禁止。后来成立了铜乐队,派学生的时间就简单一点。可是,如果恰巧在考试期间,那就要命了!怎样向学生解说?怎样向家长交代?在局外人看来,那天又没有考试,出发不过耽搁三几个钟头而已。

  有了铜乐队,也发生了新问题。社团开幕、会所落成,运动会、联欢晚会,都以有『培中铜乐队莅临演奏而感到光荣』,有关同学疲于奔命,我只得逐渐减少出发的次数,因此也得罪了一些社团负责人。

  学校的事已经够头痛了,想不到连我的教师注册都有麻烦。我原是永久注册的教师,换了州,竟不受承认。董事会曾收到有关当局的一封信,说是我的签名并未登记注册。凡是在本州任何学校执教的,没有注册,便是违法。

  董事会便只好找拿督陈清水。后来拿督陈清水给我一份表格,申请临时执教准证。我们夫妇赶快去照相,各人付了一块钱,取得了一张临时执教准证。由永久注册变成了临时注册,想来有趣。反正我无意到政府学校去教书,管它永久也好,临时也好,只要准我在独立中学服务就行了。不久以后,联合邦教育部分发永久教师注册证。校内的永久注册教师先后领到,连我的太太也拿到了,我却迟了半年以上。记得我在未到培中接任之前,曾亲自把文凭和有关证件送审过。这么一来,我与官方的关系就非常『官式』的了。后来因为参加了几次教育局召开的校长会议,有一些活动要借用培中礼堂,有一些表演要培中学生出场,教育局长迪亚甘先生就和我熟了,而且很谈得来了。到了他要调任时,我还在电话中开玩笑:『我们彼此原不十分了解,到我们完全了解时,你又要走了。现在我想来看看你,以示惜别。』他说:『你随时可以来』。我立刻去和他聊了一阵,送了他一件小小的纪念品,还有一张我替他照的彩色相。

  从这次注册事件,我认识了拿督陈清水。以后也不时在应酬交际场合中碰头。他认为要学校办好,一定要支持校长;如果校长不好,便应该改聘。我完全相信他的话,因为在某几次事件中,他的确是完全支持我的。而且他对于培中与政府间的各项交涉,更是出力不少。

  通常学校对外的事,我都请董事会出面。学校里面的许多事,我就从头学习。例如两会,是学生学术研究会及学生康乐促进会的简称,有如从前的学生自治会。在华文独立中学能够保留这么两个组织,并不容易。因此,我非常重视,不仅把章程看得很熟,而且有会必到。两会可能是只有培中才有的特殊学生团体。几乎所有学艺及运动方面的活动,包括各项竞赛,都是由两会主办,有关奖品也由他们去选购及分配;而这些事情通常都是校方负责的。这样一来,就培养了同学们的服务精神,训练了做事的能力、金钱的处理,甚至于社会的适应。不过,我觉得基本的做人原则,更为重要。我不放弃任何一个与同学们发生直接接触的机会。到培中的第一年,高二乙的华文没有适当的教师可以分配,便由我兼任。遇有教师请假时,只要我有空,我便去班上和同学们谈谈为学与做人的大道理。每逢拜四上午课毕,我还召集高年级同学到礼堂去,为他们讲一些幽默的故事。无非是想在精神修养方面下点工夫。我公开告诉同学们,欢迎他们在课余到我的办公室来讨论任何问题。

  因为有许多同学来找我,我便了解了他们的学校生活,也了解了他们的家庭生活。于是我可以对着环境的需要,决定学校教育的重点。每星期一次的周会,便是我的训练重心。

  我不喜欢预定一些行政历及每周训导中心之类。因为常常为了条文的完美,而忽视执行的可能性和它的效果。我在周会中的训词。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有时候会提出一个专题,然而大多数都是报告几件事,都是与学校或师生有关的,也有些是我个人的经验,或是我的想法与看法。每次都是一个主题的,但是这个主题我通常都不会明明白白的讲出来。因此煞费苦心,也煞费周章。如果到拜三早上我还未想到当天周会要讲什么时,我会独自沉思甚久,灵感就突然来了。

  一般年轻的,都讨厌别人说教。动不动就是『厌』啦他们用福建话说成『显』。我做校长的不说教,那个来说教呢?所以我只得不以说教的形式来说教,尽量使我的训词简单、明了、轻松、有趣,而且我所说的都是与大家有关或是大家身边的事,深入浅出的说明或是引导出一些道理来。开始,我还把高低班同学们分成两组,准备两份不同的内容,那更辛苦。

  我常常和同学们说,周会就是校长上课。记得有些同学在周会时溜回去,我知道倒也不以为忤。我一直是以一种开明而自由的态度,来对待学生;我也喜欢用民主的方法来处理学生问题。不过,师长的尊严和团体的纪律,却是必须维护的。上周会时,我并不要求绝对的严肃。只是过分吵闹,或是有人一再不守秩序,我就会大发雷霆,放声责骂。甚至于激动到把我准备好的材料忘了。因为我通常只带一张小纸条,列举要报告的事项而已。

  我的这种作风,一时不易为人接受,我仍是我行我素,始终不变。百年树人的工作,岂争朝夕?我有目标,我有理想,我有自己的一张蓝图。一九六五年前后,正是华文独中定型的时期。早两三年我就提出了『能生存,有发展』的口号。至于如何生存,怎样发展,便是我梦寐不忘想求得的答案。锲而不舍,夙夜匪懈。我沈溺其中,只觉得光阴易逝,怡然自得。乡下的农人,但问耕耘,莫问收获。有一分热,发一分光,最后自然是仓库充实,蔬果丰盈,精力决不会白费的。-+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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