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润岳

这是初到马六甲的那一年,一九六五年九、十月间的事。

有一晚,我们夫妇看完电影回来,已经是十一点多了。看见有三位同学坐在我家门前的石栏上,我立刻直觉地意识到一定出了事。

我引他们走进客厅,他们的神情都很紧张,欲言又止的不知如何启齿?

『你们来找我,有什么事吗』?我问。

『我们考虑了很久,不知道要不要告诉校长。最后,我们觉得还是要告诉校长好些。今晚我们在礼堂参加了结婚宴会,想从学校后面回家,发现科学室旁边的厕所外面,贴了三张标语,都是骂校长的。校长最好去看看。』

我要他们坐上我的车,开到学校,远远就看见那三张贴得歪歪斜斜的长条标语。白底红字,非常夺目。第一张是要我滚回新文龙,第二张是培中的英文程度不容许降低。第三张是什么,现在我已忘了。因为墙面很粗糙,要撕下来了不容易。三位同学,加上司阍也来帮忙,标语虽然是撕下来了,墙上却留下显著的痕迹。

我和他们将全校各处巡视一遍之后,回到家已是凌晨二点。疲乏不堪,倒在床上就睡熟了。

第二天是星期一,头两节我有高二乙的华文。下了课,回到办公室,我把那三张撕破了的标语粘贴在另一张白纸上,重阅一遍,心中倒还平静。第四节课毕,有一刻钟休息。在第五节课时,我召集全校师生在礼堂集合,宣布了昨夜的事。而且说明不是有三位同学发现,那么,今天这时全马六甲就会闹得满城风雨了。我表示我的办学态度:有目标,有立场,也有理想。我到培中来,更不是为了生活,我是来办教育。我也坦白讲出:在今天以前,我并没有打算作长久之计,合则留,不合则去,随时准备离开。现在要我滚,我倒下了决心,只要董事会有聘书,我决定留下来。如果因为三张标语便把我赶掉,那才是笑话。我还以轻松的语气说:『要滚,我自然有地方去,不一定要滚回新文龙。写标语的人不用为我操心』。

尽管我是轻描淡写的,全校师生仍是哗然。最感惊异的是高二乙班同学。平时讲书,我都提到课外的事。像今天这么重大的事,我在上课时竟尔守口如瓶!其实,我对这三张标语,的确是等闲视之。在我离开新文龙之前,既然有拥护我的标语,来到马六甲,也就免不了有打倒我的标语了。

接下来又有一些匿名信破坏我,而且多是油印的,有的长达三面。似是而非的抓一些题目,或者是断章取义的引述我在周会中所讲的话来攻击。这许多匿名信,四处分发,连槟城怡保都有人收到,吉隆坡和柔佛更不用说。

我对于这些,可以说是处之泰然。认识我的人,知道我的为人,看了这些信,决不会相信我会忽然变成这么坏。不认识我的,看了这些,无论他们的反应为何,反正我只是一个第三者而已。看了三四封之后,我已兴味索然。后来的几封,我连拆也懒得拆了。

其中有一条是质问我:为什么要到峇株去买录音机?

这是相当狠而且辣的。因为它使人有一种印象:新校长从柔佛来,仍要回到柔佛去为学校采购,其中一定有甜头。也可能使本地的商家对我发生反感。

我倒的确是真金不怕火。我在新文龙做了十四年校长,我只拿过一次书店的回扣,大概是四百多元。我在『龙引十四年』的回忆录中,曾把有关情形写出来。我认为校长拿佣金,并不是正当的,可一而不可再。在马六甲培中做了十年校长,我便不曾拿过一分一文的佣金,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商店的礼物或红包。我连马六甲的一些书店在那儿也不熟悉。记得有位教育界的同道,印了一本书,要我介绍一些书店。我告诉他:我和任何意一间书店都没有来往。不仅谈不上交情,可能他们还不认识我。他一面微笑,一面说:这倒是少有的事。

我在中学读书时,看过地质学权威丁文江先生的传记。他的公私分明,给我印象至深。到我出来做工,我也遵行这个原则。我的儿女都是在自己的学校里受教育,学校里所用的教科书,出版商都会送样本给我。可是,我的五个儿女,都没有用过这些不用钱买的课本。我告诉他们:这是送给校长作参考的。他们用书,应该到学校贩卖部去买。我不想因为省这几块钱书钱而养成了儿女们揩油的习惯,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我也常在周会中提出这些公私要分开的事例来,鼓励同学们爱惜公物,不要存有占便宜的意念。例如家境可以勉强维持,便不要申请半费。学校的经费是靠社会人士捐助的,得来不易。反之,真正清寒的,也不要顾面子,怕难为情。抗战时,我在大学读书,家中没有接济,也是苦学生,知道苦学生的滋味。

培中有一套完整的会计制度。贩卖部和零食摊都有专立小组管理,和学校行政完全分开。收支都用传票,帐目记载分明。採购和贩卖,採用投票方式。我对于这些,完全可以不闻不问,最多只盖盖图章而已。

有许多书店或教育用具商都规定有固定比例的佣金给校长。『校长不要是傻瓜』,我便要他们将佣金折成书籍或用具赠送给学校。这个办法也有行不通的时候:有一家英文书店出版了一套英文故事,整套大概是廿五元,校长有十巴仙佣金。我要那位推销员把这佣金折成书价,董事会只付九十巴仙。他说不可以,因为书店不能破例减价。我要他多送一本书。他也说不可以,因为零售价格高一点。最后那位推销员并没有把这两元五角佣金送来。我本来打算用无名氏到董事会去买礼券。

至于在峇株买那架录音机,完全是为了要替学校省钱。峇株某电器行的老板,新买一架名厂出品的录音机,他原是放在家中自己用的,只唱过几次,不曾录用过,答应用新加坡总代理的原价出让。我和董事会商量之后,便用那张原来的发票开传票为数付款,没有付税,也没有付运费。想不到想为学校省钱,自己却蒙了不白之冤。

我花自己的钱的时候,我是很少计较的。手头宽,我会请全体教职员吃一顿。但是,对于公家的器物金钱,我却非常吝惜。我决不用学校的信纸写私人信。我起草稿或记录什么,都是用印坏了的废纸,连一张白纸都舍不得。校长室书记李祯宝君跟随我多年,自然也受了我的一些影响。他兼教中文及英文打字时,学校的打字机有小毛病,他常常自己拆开来修理。匿名信也有攻击他把打字机拆坏了。我只好对他说:『以后打字机坏了,不管大毛病小毛病,都送到店子里去,你吃力不讨好,为学校省钱还要收别人指责,那又何必呢?』他沉默不语,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!别人可以怀疑我到峇株买录音机是想赚佣金,为什么连祯宝替学校免费修打字机也要派不是呢?打字机有没有修坏,到董事会查账,有没有付修理费,就可以知道的。

像这样大规模的发匿名信,只是头一两年的事。以后的几年,我也收过几封匿名信,都是用英文字的,而且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。就在我离开培中之前的一个多月,我还收到一封英文短简,指责我为什么让年资高的老师教高班?也有一些老师收到过匿名信,有警告的,有恐吓的,也有指责的。

写到这里,我忽然记起我还收到过一封用中文写的勒索信,要我把七十元现款放在美绿罐中,将美绿罐埋在科学室后面的香蕉树下。不然会对我的儿子不利。希望我不要为了这点钱而使儿子受到伤害。我收到信之后,依时去那里查看,始终没有看见有人去挖宝藏。大概是和我开开玩笑而已。不过,我倒不能不警惕,一方面暗示我的儿子随时要小心,同时也要他去学一点自卫防身之术。我自己也在车上放了一根短棍,以防万一。这可以说是匿名信的插曲。听说在我离开之后,匿名信之风未息,不知何故?

至于标语,还只贴过那么一次。另有一次是用红漆写在礼堂右侧的墙上。那天刚好政府借用礼堂召开某项会议。只得在开会前两小时内,将它洗刷干净。后来我关照事务主任王群良先生,随时储备油漆白灰,以免措手不及。在学校开学校庆及结业的日子,我通常在黎明前后,先去学校巡视一遍。一两年之后,并没有再发生这类的事,我也就高枕无忧了。

还有就是写厕所,也闹了好几年。多是骂老师或是攻击学校某些事,倒没有针对我个人的。我在周会中一再劝同学们要培养君子风度,在厕所中写些不三不四的话,是幼稚而且无聊的。果真有不平或不满,可以直接告诉我,或者在周记中向老师提出来。我也常常调阅同学们的周记,有时加上批语,有时给予答复。

有些同学写厕所,是和其他同学开玩笑的。这些多是低班的同学。因此,在初中一二年级班级附近的厕所,花样较多。后来每年年初,有新生训练。我便在新生训练中提出写厕所的问题来。隔不到几年,我已可在新生训练中向同学夸口:你们看,我们培中的厕所,都是干干净净的,没有人乱涂乱写。对于这点,我相当满意。以后厕所中再有人乱涂,我便让它留在那里,然后再在周会中公布出来。而且公开问:写的人心中作何感想?

除了标语和匿名信反对我之外,在第一年的最后一天,听说还有要公开使我丢脸的事,不知真假如何。

那天上午八点多钟,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,要我在毕业典礼中小心,因为有人要捣蛋。打电话的人不肯讲出姓名,只说是我的学生,『刚才站在校长室门外和你笑了一下。本想进来亲口告诉你。但是,他们的人很多站在那里,我只好到外面借一个电话打给你。你不信,你可到外面去看看,你就知道了』。我问他:怎样捣蛋?他告诉我:他们要丢扑克牌。我谢了他之后,放下电话,走到办公室外。过道上到处是学生,有的走来走去,有的站在那里谈天。有的看到我,点头笑笑,也有叫一声『校长早』的。

我对于这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,也只有将信将疑。一时也想不出要如何应付,只好到每一间教室巡视一番。如果有许多学生在里面,不免会有人问我:校长有什么事吗?或是校长要找谁呀?我只好坦白的讲出来:『听说有人等下要在礼堂捣蛋。』有的教室里面,只有三五个人。有的教室,里面的人不多,有的看见我从这边们进,便从那边门走出来。后来,我果然在某一间教室里找到了一付扑克牌。这样一来,我连走廊上或操场中多站几个学生时,我也会走上前去问问,『你们知不知道有同学要在礼堂捣蛋?』

我回到办公室,已经有些董事和来宾到了。每年的休业仪式及毕业典礼,有习用的仪式。早一年的,在一张红纸上用毛笔写看,仍然留了下来。我想把校长训词那一项,改列在『演说』之后。我的意思是我到最后才讲话,万一有什么问题,我便有机会可以答复。当时便有人提出不要改,我懒得坚持。不过,我没有用那种大张仪式单,更没有贴在墙上。我自己用稿纸写了三份,一份给司仪的老师,一份留在办公室,一份放在自己的身上。

十点正,大家都已集中在礼堂,仪式便开始了。

坦白说,这时我相当紧张,因为我不知道我将面对何种局面?不过,我的心理方面,已经作了应变的准备。万一有什么使我难堪的事情发生,我只有走到台前去严词指责,而且再度表明我的立场和态度。

临到我致词的时候,学生的掌声相当热烈。一直到我走到播音机前,掌声才慢慢静下来。从这一点看来,我对于整个局势的控制,便更有把握了。

我发言了。我一反常态的用很低沉的声调,很迟缓的一句一句慢慢讲。我却没有忘记随时用双目扫视礼堂的每一个角落。尤其是前面几排应届毕业生,几乎每一个都不放过。我只用三分钟的时间结束了我的致词。这时掌声如故。我归座之后,心情也跟着轻松一些了。

毕业歌唱完了,骊歌也唱完了。在全体同学唱完校歌之后,司仪老师报告一声『请坐下』,然后是『礼成』。后面的同学纷纷离开礼堂。坐在最前面的老师们也都起身离座,董事们都已走下讲台,我也随着走出来。这时有几个同学走到我面前来说:毕业生还没有致答词。

我非常诧异。我早就要毕业班同学推派代表,好在毕业典礼中代表毕业生致答词,一直没有人将名单送来。我建议一位曾在电视台获得全国文学常识比赛冠军的同学来代表,他一口推辞:『我那里够资格』。后来我要另一位女同学,好像是那一班的级长。她原是答应了的,第二天来到我家,立意坚决的不要。我记得后来当着她和一些其他毕业班同学面前提过:如果今年没有人代表毕业生致词,以后我就会取消这一项。现在他们忽然变成已有准备,我有点啼笑皆非。我只好对他们说:『同学们都散了,有什么办法?』

因此,在我的十年任内,在毕业典礼中,也就没有毕业生代表致词这一项了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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