『古城之恋』之四~开会

黄润岳

     关于开会,通常有人说:会而不议,议而不决,决而不行。我想:没有几个人真正是愿意开会的。然而,事实上又没有办法不开会。没有开会,便没有议决案,无法代表公意。于是,开会公决的,就有约束大家的力量了。

    我是极不喜欢开会的。一方面,我是不重形式的人;另一方面,有些会的确是为了开会而开会,浪费了大家的时间。有些社团的章程中,规定了多久要开一次会的。我曾担任过一些教师公会的主席,我总是设法少开会。我也做过十几年株扶轮社的社员。扶轮社每周必须开一次会,参加每周之会乃社员之主要责任。因故缺席还可到其他扶轮社去参加他们的例会以补回来。在这种情形之下,我和一些社员在开会之后,大家纵酒畅谈。我们把开会作为聚会的籍口,因而每周都有一次见面的机会,我们就不以开会为苦了。

    记得我到龙引去做校长,在主持校务会议时,就像家人商谈一样,既不按开会程序,也不管开会形式。有一位老师当场提出来,好像是说我没有提议附议表决之类。可能他以为我不知道如何主持会议。我曾参加过新文龙中华中学董事会开会,那些董事们的确是完全依照开会程序的。我远在读小学时,就每周有一次级会。完全遵照孙中山先生的『民权初步』,练习如何开会,如何决定本级的事务。全校还有一个学生自治团体,叫做『大道市政府』,我曾连任数届主席。在中学也有级会,在大学我们还练习过举行国会。对于主持会议,我可以说是训练有素。那次开会,既然有位老师不同意我的作风,我又是新做校长,年纪还不到卅岁,按捺住自己的脾气,立刻改变方针,完全按部就班,照章开会。不仅有提议附议之类,我这位主席还复述每位发言者的意见,一丝不苟。那一次的会,大家都有点啼笑皆非。表面上,我还是装成煞有介事似的。以后大家都熟了,装模作样的会议也就少了。

    来到培中,我的开会的作风,仍然没有改变。我曾细阅历年会议记录,一般都相当简略,而且记述校长及各主任的报告多,决议事项很少。这样来看,所谓校务会议实在是可有可无的。

    学校不像社团,老师教书毋需藉会议来规定他们如何教。至于作业的多寡,我一再强调遵循原有的规定。好老师不用别人来强迫。果真需要强迫,他仍可有办法敷衍的。

    尊重老师是我的固有原则。所谓遵师重道。决不是在教师节的宴会上推崇教师两句而已。我的尊重老师是出于至诚的。我把校长看作是值年的教师,地位是平等的,只是责任重些罢了。对董事会来说,校长是教师的代言人;对教师来说,校长又成了董事会的代表。有人向我建议要如何才能管住教师,我总是敬谢不敏。反过来说,我对于老师--任何一位老师,都有极大的容忍量。我从没有在学生面前讲过老师的坏话。为了维持老师的尊严,我甚至于可以蒙受误会而不把事实真相揭露出来,来为自己辩护。

    我这种态度几乎是出乎一般理性之常,因此反而不易为人所了解。不过,时日一久,有许多具体的事实来证明之后,谁也会明白的。

    我既是尊重每一位教师--我强调每一位,在我的心目中,教师都是一样的。不论他们和我的私人感情如何,也不管他们在身后对于我的批评如何,在分配功课方面,绝对不受私人关系的影响。我常常会想到老师个别的困境,而给予特别的考虑。这不是市恩和拉拢,而是基于我的同情。但并不一定为人所欣赏。

    这样一来,和我私人有感情的,在公的方面,决占不到什么便宜。可能因为和我私人有感情,更须为学校多作一些额外的服务。

    有一个时候,流行一个名词『校长的人』,可能是指校长的私人。我既是『无私』,我可以向董事会逐个指出:那些和我有私人感情的教师,没有一个在公务方面有优待。后来我也在校务会中提出来,大家可以检讨,甚至于调查,看那一个校长的人有特殊的好处?分派功课最多的,是看课程的需要,有时会考虑他个人的处境,而决不是与我的私情。在培中十年,我自己的配偶一直是分课最少,薪津最少的。别忘了钱是谁都爱的,也不会嫌多的。

    曾锦祥兄教数学,兼教务主任。他和我共事廿余年,他的教务主任的职薪便是不正常的低。陈贞那兄也是和我共事甚久的,他可以教英文,也可以教数学和物理。全校功课不够分配时,便多塞几节给他。粥少僧多时,他便连基本的每周廿节也不到。

    培中的训育,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。最初我设立训育委员,把责任分开。后来好容易游说校友邓日才先生出长,他又一定要许声鹤先生担任副主任。从此便奠定训育主任的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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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 不久之后,邓先生坚决离职,百挽不济。一时简直使我不知所措。我差不多和每一位可能出任的老师商量过,都有不同的理由来婉拒。逼到我几乎要自己来兼任训育。

     好容易说服了当时的体育主任陈国华先生。他不是校友,他只答应做一年。当时几乎只要有一个人答应出来做训育主任,便解决了一切。他做正,仍由声鹤兄副之。到今天,我仍然感谢他。他可说是临危受命,志虑忠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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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  一年期满,他要我守诺让他让贤。苦留不果,只得答应。他顶上了这一年,总算也够朋友了。像劝新娘上轿一般,好容易说服了校友叶荣业先生。他是和邓先生同时回母校服务的。但是他担任的功课不多、也不重。现在,突然以黄袍加身,来分担我的责任,我也是很感谢他的。

     他经过考虑之后,之肯做副主任,而且建议由声鹤兄做正的。

     声鹤兄是年资相当深的老师,耿直热情,责任心重。和我共事既久,颇为相投。我不容他作任何推拖,硬硬地要他上了台。

     许叶两位,一直做到我辞职离开。而邓日才先生更续任了校长。

     我列述这一大段,只是为了要表示我这个校长,并没有引用私人的气息。学校行政人员,不用和我有私人的感觉,谁都可以上台,而且谁都可以和我合作无间。只要是在学校里服务的,都是校长的人。

       在每年的第一次校务会议中,我将课程分配作扼要的解释,尤其遇上了特殊情形,例如某人功课特别多,或是某人某日一连要上五节课之类。接下来,为了筹备庆祝校庆要开一次会,学年结束时也要开一次会。此外,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,我就不愿在开会了。为了使开始能轻松一点,在会后常常举行聚餐会;有时由我私人招待大家。

我们的聚会会,热情洋溢,轻松愉快;尤其是闹酒纵饮。我是一个豪饮的人,除非已是半醉,通常我都是来者不拒的。有许多能饮而量大的同道,也有滴酒不沾的同道,再加上一些能饮而因健康关系不敢饮的,大家聚在一起可就热闹了。我记得有一次聚餐,一共喝了七瓶酒,创了最高纪录。我们这些爱喝酒的在一起,一杯在手,忘怀一切。这仍是平淡无奇。有趣的是强迫几位不喝酒的人去喝。例如许声鹤兄,原是滴酒不能沾的,每次都闹着要他喝。在盛情难却之下,他只好答应喝『一丝丝』。那是将酒先倒在汤匙中,然后倒进酒杯里。他常因此而头痛一两天。

通常每桌都推出代表来向我敬酒,另外也有一些善饮的同道个别来要和我对饮。三杯下肚,大家都飘飘然,连不喝酒的也可分享我们的快乐。遇上我酒兴不浓的时候,他们也让我浅尝即止。因此,我从没有真正醉过。

聚餐的菜肴不贵,酒价甚贵。加上大部分同道是不喝酒的,不好要他们分担酒费,酒就由负责行政和爱喝酒的人共同报效。有几位同道如曾应钦张长发诸兄,自已不十分喝酒,对于征募酒很起劲。他们征得多少,我再如数报效。有一次,我要出五瓶之多。从此,聚餐会的酒就不虞匮乏了。

我和同道们喝,我也和董事们喝,我还和校友们喝。有一天中午,我和正副主席三几人曾喝完三瓶白兰地。另一次,我和郑亚通兄喝完一瓶。至于晚上的记录更高。杨柳青先生常在月明之夜,约我去他家,在花园欣赏他珍藏的佳釀,合饮一瓶,已成常规。

想不到在我离开培中一年之后,我竟变成了不能喝酒的人。对于我的健康来说,是大幸事。我的家人,看惯了我纵酒伤身,现在都额手称庆。我如今有酒不能喝,不免心痒痒的,而又奈何不得。追怀往事,余味无穷。

除了学校里的会之外,所有的董事会校长都要列席。有时还有校务报告,有时便是敬陪末座,整晚呆呆的坐在那里,尽管如此,我从未藉词逃避,每会必到。此外,还有华文教育促进会及其他教师团体召开的会议,培中校长也是非到不可。后来我还受几位朋友的鼓舞,发起组织职业余器械会,我被选为主席,也得照章开会。我便两次会做一次开,可谓取巧。

我的『怕』开会,大概是人人皆知了。有一次半次,董事会还有意无意的提出学校不妨多召开会议,交换意见,集思广益。开会的记录可以印出来,分送各位董事,使大家知道学校各方面的情形。也有一次半次,有关校务的规章,我没有经过『开会通过』而修订,因而引起烦言。

我的理由很简单:校长负责全校行政,有如美国政府的总统:既是行政首长,也是立法首长;不像英国式的内阁首相,全体内阁集体负责。办学校也不是开工厂,每天要开会来讨论生产和推销。所谓百年树人,是任重道远的事。如果多开会便可办好学校,我愿意天天开会。

校务的兴革,校长有全权,不用开会来约束。校务的进展,校长有责任,也不用开会来推卸。至于会议记录,任你如何写都是可以的。

多开会也许会把学校办得更好。

不过,我仍坚持我的原则。只要大家齐心向着同一个目标,自发的努力总较迫不得已而为的好。以身作则,以德服人,如沐春风,如沾时雨。在无形中熏之陶之,感之化之,不求近功,不图远利。

天何言哉,万物育焉。这才是教育的真谛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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