『古城之恋』之七~好意的建议

黄润岳

 

         我在龙引做校长的时候,可以说是大权独揽,一意孤行。不过,我却不认为我是独裁。因为不论大事小事,我都和董事长先有商量。他一再关照我:只要我认为怎样好,便可怎样做,不用和他多谈。他在上课的时候,从来没有到过学校里面,也从不过问学校里面的事。他的原则是有关校务,便得去问校长。不管是建议也好,投诉也好,他连转达都不要。由于我不懂本地方言,有人无法与我对谈时,他才像董事会开会时一样,为我传译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到我转任培中校长的时候,我的方式就不能不改变。培风中学有几十年的历史传统,马六甲又是文化古城,我不能固步自封。于是,我虚怀若谷,准备接纳各方高见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这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,办学校是教育事业,不像做生意只要赚钱就好。当每个人都可以提供宝贵的意见,提出意见的人又都是好意,问题就来了。在他提出意见的时候,可能是出于至诚,一片好心。他认为他的意见如果实行,便一定会有如何好如何好的后果。假若我不接受,不仅辜负了他的好意,而且还要承受若干责任。我常常发现有些意见,只是纸上谈兵;有些意见,并不高明;有些意见,有违教育原理;有些意见,与我的原则北道而驰;有些意见,只是为了要发表意见而发表的意见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最妥当的办法就是一昧敷衍。『好,好,好,你的意见非常宝贵,我设法照办!』然后就是左耳进,右耳出,完全把它忘掉。的确也有人提出了意见之后,他自己也忘记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但是,这不是我的为人方式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不论什么人向我提供意见,直接提出也好,间接通过董事也好,首先,我就有一种感谢和受教的心理反应。接下来,我就认真考虑:可否施行及如何施行,同时还要考虑施行时的困难与施行后的结果,决不是等闲视之。如果我不能接受,我也一定说明理由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任何一件事,都可以『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』。免不了就有争辩,甚至于会不欢而散。久而久之,我竟自迷惑了:到底是谁在做校长?

 

         李引卜主席早就说过:如果董事会做校长,何必再发钱去请一位校长来?他不管学校的事,也没有人去和他谈过学校的事。十年之中,无事不登三宝殿,他很少来校长室。有时他到董事会办事处去签文件,偶尔会走过来和我打一个招呼,还要特别说明刚才去了董事会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说一句大话,我到培中来做校长,已经是积十四年多的经验,具有英美两间著名大学的教育文凭,决非吴下阿蒙。当张三李四都可以对改进培中校务侃侃而谈,好像专家一般的发表高见的时候,我的心中颇不受用。不过,我仍是从善如流的,只要真正对于学校有补益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我最怕的是说某某学校如何如何,我们也应如何如何;或是也可以如何如何。我就从心底开始吃不消了。这不是因为我自负不凡,不肯虚心向人学习,更不是我妒忌别校校长,主要的原因是:

 

         我要培中有独具的风格!

 

         培中有五十多年的历史。我们翻开培中校史,在许多方面,培中都是开风气之先。例如自置校车,举办运动会,发行刊物,男女合校,创办童子军,设立铜乐队……均为首倡。为什么现在我们要跟在别人后面呢?因此,在我主长培风中学的十年之间,我几乎要样样第一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这里所谓样样要第一,不是和别人竞赛去争取第一;而是培风中学的设置和措施,别人所未曾有!不为人后,虽盛毋传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其实,早年我在龙引时,也是处处要别具一格,而不是人云亦云的。那是一个小市镇的小型中学,我们只有在设备方面求其尽善尽美,在训练方面严格的纪律化而又具有大家庭的亲情。学生有独立的精神,可以自立独立打天下。我扬弃了许多陈腐的传统,尤其是形式方面的敷衍。例如每周训育中心,远在我读小学时就觉得无聊,那些标语口号都是叫之好听而已。到我自己做校长的时候,我便把这些全部取消了。想不到我来到培中,竟有人期期以为不可。每周要有训育中心,每周要按行政历去执行校务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所谓每周训育中心,就是每个星期标出一个主题来。例如这一周是礼貌周,下一周是诚实周,接下来是守时周,清洁周,爱校周……每一周再列出几句口号或是几点注意事项。这几乎完全是形式的。我觉得在中学里还要用这一套,大可不必。中学的训育工作,必须注意学生人格品德的培养,立身处世的训练,让学生对宇宙人生有一定的看法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至于每周行政历,也是每个星期列出一些应酬的事项,甚至清扫校园、分配桌椅之类列成行政事项,实在也有点多余。开学放假测验考试换书等例行校务,当然都有规定。用不着勉强再来配一份每周行政工作表。何况教务处训育处体育处事务处,各有各的定时的工作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因为我不注重形式,我没有弄这些,我也很少做出一些图标来以壮观瞻。同时我也不十分重视条文,仍是不愿意流于形式,装饰外表。为学的目的既然是学做人,做人是整体的,也是实质的,决不是从条文和表格可以培养出完美的教育成果。国家社会,有多少法律条规,然而,那一份法律条规没有漏洞?

 

         我和同学们说理的时候多。他们犯了规,我指出他们的错误。所犯的错误,如果严重,便得接受处罚。我也向他们解释:处罚是不得已的;处罚也不见得一定有功效。学校既是一个团体,便得有一些基本的纪律规章,每个人都非遵守不可。现在你犯了规,我要记你的过。所以每次挂牌记过之前,我都向有关学生说得清清楚楚,使他们心悦诚服,无怨无尤。我很少处罚学生,更少开除学生。甚至于有些老师也不同意我的这种作风,认为这样会姑息养奸。其实要开除一个学生,一纸布告就行了。我一直认为学校开除一个学生,便是社会上多一个流氓。坏学生在学校里,多少他自己还有些顾忌。离开学校,他就可以胡作妄为,目空一切。我连这些也和同学们坦白讲出来:『我应该开除你,可是,我不想开除你。你走出校门,可能就变成了私会党,我只希望你痛改前非』。有些真正无法变好的学生,最后也许就自动辍学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我要建立培中的独立风格,那么,我自己也就必须具有我自己的风格。任何一个机构的行政主管,如果要求发展,他自己应该有一套完整的计划,有固定的目标。因此,我出长培中是有我的理想,而且也是我自己那一套教育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。大马的华文中学改制为国民型中学的,都已归纳入政府的教育体系,它们的目标有政府决定。发展为独立中学的,那就任重道远了。华文独立中学有一种时代所赋予的承先启后的责任。除了注册、课程、开学放假等要遵守教育当局的规定之外,在其他方面,校方有相当的自由。最重要的是独中所应走的路线,可以由校方决定。那就是说:到底要办怎样的华文中学?我所说的校方,包括董事会和校长。也就因为校方包括董校两方,在决定办学目标的时候,便免不了有不同的看法。当双方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,通常又各以为是。『校』不能说服『董』而后者一定要坚持己见,问题就来了。某年在北马,某华文独中校长便不被续聘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说一句坦白话,我非常固执的!小事情,我非常随和,很少咬住不放。大原则,我怎样也不能迁就。用我自己的话来说:我有我的风格。从反对华校改制,到死力维护独中,十余年如一日,未尝稍懈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于是,尽管有许许多多人好意向我建议:培中要特别注意学生参加政府考试;我是极不以为然的。这是一个原则问题。不只是华文独中不是为了参加政府考试,根本办教育就不是专门为了考试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另外一个好意的建议就是改用英文课本以加强英文。我不反对加强英文,但是我绝对不同意全部采用英文课本,那与提高英文程度是两回事。有人举出例来,某校如何。我也可以举出例来,某校除语文外,全用华文本,英文程度也高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有时候,有些好意的建议,变成了秀才碰了兵,有理说不清。某校好是因为如何;某校不好,是因为如何;都是不合逻辑的推理。偏偏就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人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『假若每天要学生记熟一个英文字,一个月卅个;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个。』看起来好像很简单、很容易。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。记英文字怎么会如丢钱进储蓄箱一般,投入一个便存了一个。人是会遗忘的。今天学的,如果不继续运用,一周以后或一月以后,就会忘得一干二净。学习有学习的方法,每天死记单字,那怕可以背出一本袖珍英文字典,仍旧是学不好英文的。我在中学读英文,便是每天去记英文生字。口袋里随时带着那本生字簿。结果是白费时间精力。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,所有海外学生必修一科『英文为第二语文的教学法』。英国有多少学者在专门研究这门学问。最重要的仍在实用和活用。记单字有什么用?

 

         为了想要提高培中学生的英文程度,的确有许多校外人士在劳神苦思,以求捷径。到最后,仍是那些可怜的英文教师承受了全部责任。这实在是不公道的。因为学习,主要的还是靠学生自己去学和去习;尤其是语文。若是无心去学也就无可解救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有一些习用的鼓励学生向学的办法,也是我所不愿采用的。我们有所谓『重赏之下,必有勇夫』。于是,学校也就用各种物质方面的奖励来促使学生努力读书。最常见的是每班前三名有奖;参加会考成绩特优的有奖……。所谓奖,居然还有用现款的。奖励固然有必要,我觉得奖励应该是一种精神方面的激励,而不是物质方面的诱发。而且没有一个学生是为了得奖才去努力的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培中的各项学艺比赛,都是由学生自己主办。主办的本身便有它的价值。我只觉得比赛的项目太多一点。有人认为培中是华校,为了提高华文程度,每年举办华文作文比赛,全校学生一律参加。每一个学生都参加,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比赛?每班都有作文,何必再来全校学生在同一个时间内来多作一篇?怎样去评定成绩,决定名次?

 

         最有趣的是还有人间接向我建议如何『管』教师。我没有听完便说:『不用了。我这个校长从来不愿意去『管』教师。』那位传达的朋友说:他是好意。他还举了许多校校长如何管教师的例子。某校长如何如何,所以教师都怕他。我连学生都不希望他们怕我,那里还要教师来怕我呢!那些办法都不是十分光明正大的。无非是私下调查,找些学生作报告,或者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董事会如何如何之类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后来,我就变成了『学者风度』,也有人说我是『好好先生』。这并不是说我『有』学者风度,而是说我这校长『是』学者风度。好好先生不用解释,学者风度就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了。我记得刚到马六甲不久,有一位和培中关系很深的校友,也和我相识多年,曾经向我说:这祗有靠校长用人格来感化了。他一句闲谈聊天的话,一直深深的印入我的脑海之中,至今不忘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有些好意的建议,的确是一股热忱的。有位校友义务为商科同学讲述公司法。我心中又兴奋又感激。我相信许多商科同学因此而得益不少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另外一位开机器厂的,他建议培中买一两座车床,可以训练学生做简单的机器。车床不贵,也可以买二手货。董事会的经济能力做得到。他甚至答应在他空闲时,免费来指导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类似这样的建议,还有许多。接纳了这些建议,跟着发生其他的问题,也就多了。就说买两座车床罢,放在什么地方,谁来管理,有多少同学要学。参加的同学太多,就得增加设备。同学们都是爱新鲜的。我记得曾由许声鹤老师开过木工班,免费教学生做简单的木器。也可利用假期来为学校修理一些破损的学生桌椅。学校购置工具,参加的同学自己买材料。做成的用具,自己带回家去。开始时大家一窝蜂,反正不要钱,许多人报名参加。学校便得增购用具,还要分班教学。大家做得很起劲,也替学校修理了一些东西。后来木工班的同学,愈来愈少,被迫停办。声鹤兄一股热忱,不消失也消失了。本来还打算买电锯来大规模的做汽水箱之类,以便为学校赚点钱的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还有一个实例便是开珠算班,也是有成百人参加。刚好有位教授发明了新珠算法,有特制的算盘。学校买了几十套。我派了一两位对珠算有兴趣的老师,加上当时高三全班同学,一起去参加教师会开办的新式珠算训练班,想籍此鼓励商科同学来学珠算,将来到商场应用方面。怎知后来一般同学的学习热忱,仍是不能持久。

01  

   目前存放于校史室之早期算盘

 

         在华人的商业社会中,珠算有它的特殊价值,既简捷,又方便。我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,没有学过珠算。记得我到外婆家度假,与那些乡下人在一起,大家便发现我这个进洋学堂的竟不会『斤求两』;而且没有纸笔列式便算不出乘除来。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。我立刻向舅舅请教,背口诀,练珠算。自己做了校长,培中有商科,自然想开课外的免费珠算班,请老师义务来教。既然得不到预期的效果,我便在商科一年级的课程中,加上一节珠算,作为正课。某一位老师会打算盘,又编不到商科或高中的课,我便请他来担任。他却固辞,不肯接受。大概他早已预知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会浓的。现在计算机价钱不贵,当然比算盘更方便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谈到计算机,我又想到有位热心人士建议培中购置电脑。他调查过:简单的电脑,不过一两万元一架,也是董事会能力做得到的。我对于电脑完全外行。董事会买得起那种电脑,到底对商科学生有没有用处?容不容易学习?只买一架是否够用?电脑的修护是否方便?类似的一连串的问题,谁也没有多去考虑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要离开培中的那一年,在米郊公会的周年宴会中,有位先生向我建议:学生的成绩手册应该由学生家长亲自来校领取。我请问理由何在?他说:那样一来,学生就无法骗家长没有成绩报告表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。我们早就注意到有些家长没有看到子女的成绩手册。手册是要家长签名的。有一部分学生就冒签家长的名。我也曾找过些学生来查问。有的说是家长要他代签的,因为家长不识字,不会签名;也有家长懒得管这些的。如果校方硬性规定学生成绩手册一定要家长签名,除了不会签的家长之外,就是会签字的,我们实在也不易查对家长的签名是否伪造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果真家长关心自己子女的学业,就应该向子女索阅成绩手册。家长严格一点,子女也不敢说谎或欺骗的。例如有一位教育界的同道,他就拒绝在他儿子的手册上签名。他说那样的成绩,他签了名会丢脸。像这种情形,怎么办呢?加上培中还有一条惯例:欠费学生或其他手续不清的学生,一律扣发成绩单。后来,他再提出某某中学便是规定家长要如期来校领取成绩手册的。培中为什么不可以?他言之无心,我听之有意。因为我最不喜欢别人建议我们培中要跟着别人走;尤其是像这些无关宏旨的细微末节。培中是马六甲州的华文最高学府,只有别校来倣傚我们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其实,他只知道某校如此规定,他不知道该校有许多学生家长已经是怨声载道了。住在郊区的,要长途跋涉;有工作的,要为此告假。某校是政府全津学校,那些家长敢怒不敢言,我就亲耳听见了许多。现在居然要我去学样,岂不可笑?

 

         这一次的交谈,可以说是相当不愉快的,最后我便提出:只要董事会开会通过,我立刻尊办。于是。再也没有下文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好意的建议,实在太多。有的只是建议,有的还要坚持他的好意。有时我实在忍不住要笑起来,好像每一个都可以做培中的校长,每一个都能够做培中的校长。更有趣的是总把好意两个字提出来。难道还有人要对培中的校务作恶意的建议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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