『古城之恋』之十~人情

黄润岳

 

     我们华人处世,免不了情理法三个步骤,而以情为首;所谓王法不外乎人情。什么是人情呢?人情就是人之常情。推己及人,便是准则。人情也可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,进而变成了礼尚往来的实物。例如朋友结婚来了请帖,我们便要做『人情』。于是,人情又与面子拉上了关系。通常我们指责一个人不近人情,多半是讲他不顾别人的面子,此所谓情面是也。

 

     我是在深厚的华人传统影响中成长的,因此,我非常重视人情:以人之常情去推己及人,也非常注意别人的情面。一方面不要伤了别人的感情,同时要顾虑到别人的面子。但是,我对于那些死要面子的事例,却是非常厌恶的。尤其是有些人『死要面子不要脸』,不维护人格方面的自尊,反而放不下世俗方面的虚荣。有些学生考试时舞弊,不认为羞耻;给老师抓出来,倒怪老师不给他面子。这是滑稽可笑的。

 

     因此,我重视人情,并不重视面子。

 

     我参加公共集会和其他宴会时,我不喜欢坐到正中的重要席位。套一句俗话说:我不抢镜头。在很多场合中,我常常被拖拖拉拉的请到前面去。我觉得非常尴尬。我不是有意做作,自鸣清高;而是希望自由自在,毫无拘束。

 

     有一次,在学校礼堂的一个宴会中,我和几位老师坐在一桌。谈笑风生,非常愉快。忽然说是教育局长来到,贵宾席上便有人让出位来,好让我去敬陪末座。其实,这宴会既与学校无关,也与局长校长无涉,我们都是客人。局长可说是贵宾,我还是愿意保留普通客人身份。当时就有一位同事说:这就是黄校长!大概是认为我有点与众不同罢?因为我一直不认为和长官主席之流同座是特别有面子的事。

 

     想不到有许多董事,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。在前排科学馆图书馆新校舍落成的时候,有人提出要请政府长官来主持开幕。结果还是通过由『我们的主席来就好了』。在我主长培中的十年中,只有一次运动会是请州教育局长和李引卜主席联合主持的。我自己也不喜欢主持。培中每年校庆,一连两天都有检阅仪式,第一天由主席主持。第二天我便请副主席主持,我总是陪侍左右。一九七四年年底,有欢送我夫妇的检阅仪式,我不能推辞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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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我对于面子问题,看得很淡。我也晓谕学生们要扬弃『爱面子』的观念,改为维护自尊!犯了规,就要勇敢的接受处罚。怕失面子就不要犯则。常常有高班学生要求记过不要挂牌。结果而不挂牌,等于不记。甚至于有的家长也来要求:『让我把我儿子带回去,不读了,便不用记过了罢!』这时我仍会坚持:不读了,过还是要记的。

 

     在学校里,处罚记过是执行校规,等于社会上的执行法律,已经不是可以讲情的了。在我处理校务时,我非常注重情。对于同事,我尽量容忍;对于学生,我尽量开导。对于董事会,我尽量迁就。这样一来,不免使人有一种印象:『我们的校长,很好讲话。』

 

     不错!可以讲情的事情,可以讲情的时候,我没有不可以讲情的。可不是任何事情,任何时候都可以讲情。在许多场合中,我变成了非常不近人情;而且出乎众人意料之外。其实是我把情和法分开,而讲情就是人情,不是面子,能够通融的事,任何家长来谈,都可通融;并不要看家长的地位或身份。

 

     考试舞弊要记过,这是铁一般的规律。其次,功课不及格要留级,也是铁一般的规律。说来有趣,我在龙引做校长的时候,根本取消了留级的制度。可是,来到培中,培中有留级的制度。在没有取消之前,便遵守。我只把体育一科不及格也要留级的规定取消了。记得在开会的时候,有人提出来:不用取消这一条。事实上不会把体育打成不及格的。如果体育一定会及格,那么这一条更没有保留的必要。(我的第二个女儿,在培中高中毕业之后,到台湾大学物理系深造。第一学期,体育就不及格。结果她天天早起,到操场去恶性补习,才使『引体向上』达到水准。)

 

     既有留级的规定,留级就是留级。董事也好,校友也好,家长也好,要来为留级说情,我总是一口拒绝,决不通融。通常的藉口都是『留级就不要读了。』这当然是不成为理由的。有一次,有位家长来为留级的儿女说情。这位家长是龙引的校友,来我家讲了一两小时。把那位同学从小到大的生活情形,详细告诉我。尤其是情绪方面的,分析得非常清楚。我听了心中非常感动,也非常同情。但是我仍无法答应给予通融。当时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忍心,却仍是爱莫能助。

 

     培中的升留级标准,还是战前订下来的。战后一般学上程度,普遍降低,一年不如一年。留级的人数,也就一年多过一年。成绩差的班级,有时会全班留级。每一年级有许多班,都是按程度分的。于是甲班最后几名留级的学生,可能比乙班前几名差不多。有些原可进入甲班。学生便要求编入乙班丙班,宁为鸡口,不为牛后。更有一个半个家长为此而来说情的。编班由学校规定,也是讲情的。

 

     为了补救同年级各班程度不同而导致升留级的偏差,乃有试读制度的建立。各班学生的升级,只要符合规定,级任便可列出。那些不合格的,由级任召集各科上任老师开会商量,相差不太远的准予试读。也有试读上去的学生,成绩大有进步的。

 

     至于应届毕业的学生,成绩稍差,另有『批准毕业』的规定。也有人说:让他毕业就让他毕业,何必搞一个批准毕业来自欺欺人。殊不知这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遇有成绩稍差的学生,眼看着不能毕业,便邀了级长和几位成绩好的同学,跑到老师家里去『求分』——要求加分。到甲老师那里,便说乙老师丙老师都答应加了,只差您这一科。到乙老师那里,就说甲老师丙老师都答应加了。哭哭啼啼,赖着不肯走。批准毕业也是经过有关老师开会决定的,用不着加分。毕业文凭照发,手册上却注明批准毕业。他将来进了大学,成绩赶不上,就不会责怪别人了。

 

     试读及批准毕业,都是由有关老师开会公意决定的。决定了之后,就没有情面可讲了。可是,每年开学之前,仍免不了有些家长来向我要求,甚至于还有指责不公正的。因为初中一二年级学生,考虑批准试读的时候,我们把操行成绩也列进去。品行好,努力读书,考试成绩稍微差一点,通常都可以试读的。

 

     在籍学生,有留级试读的问题。到台湾升学的,又发生了加分的问题。听说如今台湾各大专学校,在考虑接受大马学生时,以独中统一考试的成绩为标准。这是非常妥善的办法。这倒不是因为有关独中统考的报告书,是我主稿的

 

     记得我刚到马六甲不久。便有意欲赴台升学的培中毕业校友来找我,要求我酌加分数,让他们能获得保送机会。而且,由学校正式加分,免得有人铤而走险。照规定是要七十分以上,才有资格赴台。他们和我讲了许多理由,正面反面都有,也告诉我一些例证。最能打动我的是培中的记分法仍和战前一样,没有降低,不像某些学校。

 

     这是一个大问题,首先要取得董事会的同意。有一些事,私底下可以做,讲明出来,问题就大了,我却不是一个私底下可做、公开又不可讲的人。何况这是保不了密的。其次,又得和保送单位取得谅解,他们也不反对。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,我决定凡是申请赴台升学的,另用三年成绩单,不讲成绩好坏,一律每科加五分。加了之后,总平均那怕是六十九点九九,也决不通融。有同学不要加分的,我仍得加给他,以示公允。有些科目加了之后几近满分,便把多余的加入技能科,而不是由同学自行要求如何转移。例如有物理好而化学差的,物理分数不可以加到化学,一分不苟。

 

     想不到这一项措施,曾引起一些责难。不过受惠的同学多,众怒难犯,久而自安。也有无中生有,砌词吓我,说是台湾方面派人来如何如何的。校长签名盖章,校方发出的文件,便是正式合法的文件,谁也不能干预。后来台湾有一个教育考察团来马六甲,我曾当面向他们提出我的加分。那位团长笑对我说,比我加得更多的,大有人在,于是,这五分之加,非正式的注了册了。不过,要到星洲日本英国等其他各地升学的,因为没有保送的问题,我都没有加分;也曾引起一两位同学的不满。不讲人情,公事公办,倒没有麻烦。讲情成为法外施仁。沾不到光的,免不了感到不平。

 

     我的法外施仁,仍有一个标准。绝不是胡乱随心所欲,因人而异的。这就是说,我的对人处事,是有原则的。

 

     一个人做事有原则,说来容易,做起来可不简单。因为任何人都或多成少的会感情用事。讲起可难使人相信:我常常在警惕自己,不要徇私情,也不要考虑自己的利益。我虽不是超人,至少我无时不兢兢业业的在监视我自己。例如有好几次董事会有意增加我的薪水,我每次都婉谢。我要争取的是全体老师的利益,而不是独善其身。在维护老师的时候,我也是诚心的全力以赴。不是做做样子,敷衍好看‘也不是市恩讨好。在我离开培中两年之后,仍有老同事提起某些往事,事后才了解实情。既具歉情,又申谢意。我还是唯唯诺诺的,淡淡地说了一句:过去了,不用挂怀了。『为而不有』和『功成不居』,本来就是我的原则。

 

     其实,人之常情的本身便是一个原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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