『古城之恋』之十三~奖与罚

黄润岳

 

             我的一位朋友,有一儿一女,在初级小学读书。为了鼓励儿女们努力向学,每年开学时,他都会对儿女说:今年如果考到便奖……。于是从钢笔手表脚车,坐飞机到吉隆坡去玩一个星期。当他们畅游吉隆坡归来,我就问他:明年用什么奖品?他笑而答曰:还想不出来。将来中学六年大学四年,还有十多年要伤脑筋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另外有位朋友,有两个儿子读书。各科成绩,他竟以一百分为目标。考了九十六分回来,仍然要打四下手心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我虽然做了几十年的校长,对于孩子们的分数和名次,完全漠视。年年第一没有奖,年年不第一也没有罚。我所要求的,不只是学业成绩而已。我希望他们在德智体群美各方面,有平衡发展;我也希望他们在为学和做人两方面都要兼顾。除了华人新年时一人一个红包之外,我从没有给他们任何物质的奖励。

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 因此,在我主持校政的时候,我常常忽视奖赏,最多是奖励。有些人却不以为然:认为既然有罚,便应有奖。这样一来,便强调功利,有如买卖一般的现实了。其实,处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学校是一个团体,必须有一些纪律行动,以维护共同进取的目标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在群体生活中,只罚不赏,或是受赏者少而遭罚者多,并不是违背情理或不公平不公道的事。任何一个团体,都有一些基本守则,每一个成员必须遵守。这是必要而且也是首要的条件。遵守是应该的,理所当然的;用不着再予以奖励。违犯则不应该;做了不应该做的,便得承担后果,接受处罚,以儆效尤,而防重犯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,只是守他的本份,不必奖赏。国家的法律却是惩罚有罪,不容姑息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由于学校是教育机关,不是训练机关,奖与罚都是消极的,形式的。我们应该让学生了解:为什么我们要努力读书,为什么我们不要犯规。我还进一步告诉那些犯规的学生:为什么要受处罚,要受这一种处罚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要开除一个学生是很容易的,挂一张布告出去便行了。要容忍一个屡犯不改的同学,可就难了。首先就是怕同学们不平,认为是非不分;其次是同事们目为姑息。最重要的还是要为何感化那位同学:知过,认罪和改悔。这不只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能耐,兼要有宗教家的精神。我便常常为了极少数的不守校规的学生,要说服一些同事们,一些同学们,更要说服我自己。西洋人的立法精神也是:宁愿错释犯罪的人,不可使无辜者受害。我的原则便是:解脱、劝导甚至辩论,尽可能不处罚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只有考试舞弊要记过不能通融的。学生们的分数,类似一般成人的金钱,诱惑太大,必须用诚实的方法去争取。这是最起码的条件,也是最基本的原则。我非常坚持这一点。曾经有一两个例子,因某科考试舞弊受罚,导致不能毕业,如果不舞弊,那怕那科是不及格,仍可拿到文凭。在这种情形之下,我心中的难受和那位同学一样。但是,我仍然无法通融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尽可能不处罚学生,决不是姑息。因为记过处罚只是许多种纠正犯过的方式之一而已。到了真正要处罚学生时,这已是千思百虑,无法转移的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在培中十年,我很少严重的处罚过学生。可能就造成一种形象:我是一位好好先生,很容易讲话。因此就有不少学生、家长或其他人士,为了学生留级、记过之类,来向我说情,甚至于晚上跑到我家里来。有时可以『磨姑』到两三点钟。我有耐性来解释,我有同情的心怀(的确是真正的同情)来倾听;但是,我从没有——连一次也没有改变过我的立场,我始终坚持我原有的决定。我甚至可以对他们说:我很抱歉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在许许多多事例中,也有一两次不愉快的。对方不能接受我的解释,反而老羞成怒,闹到不欢而散,例如有一位家长来质问:他的儿子校服不整,为什么不准上课?这原是训育处的事。他不找训育主任,直接要找我。我当然是委婉地解释。他完全不愿接受,甚至于说:衣服是家长买的,这等于处罚家长。校服与上课无关;校方依那一条来不准?其实每位新生入学报名时,都发了一张校服图样,注明校服不整校方可能不准到校上课。他说他没有看过这张图样,还加上些不关痛痒的指责有力人就做董事之类。对于这种蛮不讲理的人,我仍是和他慢慢说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有一位升班试读的同学,一再在上课时顽皮捣蛋,警告无效,我便取消他的试读资格,照旧留级。他当然非常不满,他以为我只是口头说说而已,不会真正挂牌。试读制原是没有办法中想出来的办法,学业成绩稍差,按照留级标准不能升级的同学,如果品行好,服务热心,由级任及科任老师开会决定,让他升班试读。在开会时只要有一位老师反对,便不考虑。培中升留级标准还是战前留下来的。战后学生程度逐渐低落,初中一年级合标准能够升级的同学,有时不到百分之廿。那些留级生不一定是『不堪造就』的,可能心智未开,可能不习惯中学课程,因为小学早已是取消留级制度,年年自动升班。试读制原是为了初一学生的,后来推行各年级,结果良好。我强调品行,那是因为读书还有天资及根基等问题,守规矩却是每一个都会的。品行不好的学生,不应该再受优待。这也有家长来抗议过:他的儿子不准试读,另有成绩比他更差的却又批准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试读之批准,完全在会议中决定,任何老师都有否决权。决定了之后,就连我做校长的也不能推翻或更改;可以说是共同负责。有家长来向我要求,我也是爱莫能助。本来毕业班是没有试读的问题,成绩不合规体,便不能毕业。后来我们也设立了『批准毕业』的制度,成绩稍差一点,实在是情有可原,我们批准他毕业,在成绩手册中,写明是批准毕业的。就业就不成问题,升学就不行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那位取消了试读资格的同学,等于是晴天霹雳,立刻来我办公室求情,立志悔过,要我法外施恩。但是,这已是太迟了,他很难过,离开了我的办公室。第二天又来要求,我仍然不肯。他改变态度,竟开始指责我,说我不公道;甚至于说我在龙引时便向董事卖人情的。他如此蛮不讲理,我仍未动怒。我只要他去向董事部投诉;或者他也去找一位董事来,让我卖人情。谈到这里,已是绝路。最后他声色俱厉的提出警告:

 

         『校长,你小心,我总不会忘记;到死我都记得你。』

 

         在他警告我的时候,仍叫了我一声校长,我心中仍感到有点安慰。当他走到校长室的门口,仍回头一再重述『你要小心』。我立刻起身出去,也是声色俱厉的对他说:『你是不是要想办法对付我?好,我也记得你。』

 

         我做了廿多年校长,再坏的同学也不曾如此无礼。那时候,马六甲的一般治安并不好,连校内都不时有外人来勒索的事,我便不能不警惕了。我在车上,随时放了一根短棒。后来买了一个金属的长柄铁锁,可以作为自卫之用。前排新校舍尚未完工,我的办公室在后排楼上一个角落。放学之后,有时整座楼上只有我一个人。于是有人建议装一个警铃。按钮放在桌上,我用膝头也可按动。我想想也不无道理。装妥之后,倒没有正式派过用场。有两次,职员们匆匆地跑上楼来,看见我怡然独坐。原来我不小心,触响了楼下的警铃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若干年后,我夫妇两个到一家百货公司去买东西。走进门便有位年轻人注视我。我好生奇怪,但也不敢多去回注。在一般传说中,『你为什么要看着我?』便是可以引起打斗的。我没有看清他的面目。到我们买完东西要出来时,又遇见了他。他趋前问我:『你是校长?』我立刻做了戒备,以防万一,,但依面不改色的说:『我是。有什么事情么?』这句话好像成了我的口头弹。有人找我,我总希望开门见山,立刻谈到正题,不要做无谓的俗套。

 

     『那次我真对不起你,对你很没有礼貌,希望你能原谅我……』他有些激动,我的心情倒宁静了。这时面对面,我发觉他很面善。

 

     『……你还记得我吗?……』我已想起来了,他就是那个到死都记得我的。灵机一动,为了避免尴尬,我毫不在意的对他说:『真对不起,我忘记了。同学太多了。』

 

      他立刻报出他的名字来,我仍是哦……哦……,仿佛记不起来似的。他解释那时年纪太轻,不懂事。除了向我道歉之外,又告诉我他的工作近况,同时一再要求我原谅,我告诉他:『过去的事,我早就忘了,你完全不必介意。』接着我还鼓励和称赞他几句。他很高兴的和我们告别。他从头到尾都未讲出那件事是什么,只为那事道歉。我佯为不知,可能更可以减轻他内心的歉疚。

 

      他自责他的态度不对,而没有迁怒我不答应他的请求。离开了学校,他更明白事理。如果那次我姑息他,说不定他就一直是顽皮捣蛋了。

 

      有一次,两位同学在操场相打,有同学来报告。两个人都有不对的地方,都应该处罚。第二天,他们两个人和好了,跑来找我,要我不用处罚他们了。我听了真有点啼笑皆非。犯了校规,就应该处罚。他们把我看成调解纠纷的第三者,我却把他们看成犯了规的学生。两个人向我要求,向我解释,后来还和我辩驳,好像我不用再多事似的。我忍不住,大声骂他们一顿。也许因为那时我初到培中,他们还不知道我的作风:讲情,讲理,也讲法。讲情决不是姑息,更不卖任何人的人情;讲理重事实,不是顾面子。某年中秋,某班同学想开月光会。我答应了,只要主管当局不反对。怎知没有经过申请批准,竟不能举行。我便到班上说明原因,并致歉意。有许多同学骇然,校长怎么可以向学生道歉。至于讲法,那就是维护团体尊严,一切在所不惜。到了真正讲法的时候,那就刑法如山,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了。

 

      能够讲情的事,我总是有求必应,决不装模作样,或有意刁难。应该讲理的时候,我决不惮烦,很有耐心,慢慢分析,细细开导。非万不得已,我不会采取纪律行动的。开始也有人认为太过迁就,太过温和,甚至于担心某一天学生会骑到头上来。然而事实却不然。在需要采取纪律行动的时候,我还是会断然采取的。

      几年下来,同学们和老师们都明白了我的态度,习惯了我的作风。于是政简刑轻,几乎是无为而治。犯规违命的,多是头发长、裤子短、脚车乱放之类的琐屑。更没有人抱怨我只有罚、没有赏了。

 

      我们责罚学生,只要合情合理,很少学生会怀恨记仇的。在许声鹤叶荣业两兄分任正副训育主任的时候,几乎每天都有同学受处罚,甚至年龄相当大的同学,也有不免受体罚的。在他们受罚之后,还要规规矩矩的鞠一个躬才准离开训育处。

 

      我们时常谈起那些顽皮受过处罚的学生,离校之后,对我们似乎更客气,更热情;有许多还追悔过去在学校太胡闹,给训育处许多麻烦,自己也没有好好的读点书。

 

      有一个转到培风来读商科的,在校不守规矩,在家更是皇帝一般的胡作妄为。有一天,他母亲来学校找我,左眼又青又肿,说是被儿子打伤。我听了,无名起火。我要把那学生叫来,好让他母亲在我办公室打他一顿。怎知母亲爱子情深,不肯责罚。只要我叫来骂几句,教训他以后不可打妈妈,也不可再打妹妹。他来到我的办公室,看见他母亲,若无其事的笑着问:校长找我有什么事?我一言不发,没头没脑的抽了他几藤鞭。然后才说:什么事?你居然敢打母亲,打到青肿!

 

         品行不好,不时受罚的同学,有些知过能改,变成了好学生。一部份便离校就业。有一天,我夫妇两人开车走到邦加拉马交通灯前,我全神在注意交通灯。越过之后,我太太对我说:刚才走过那推面档的小贩,一直对你笑着打招呼,你却没有理他。经她这么一提,我才想起那母子两人推着卖面的车,正是前面所提的那母子。一时疏忽,我没有和他打一个招呼。他别误会以为我瞧不起一个犯过规的同学,或是一个卖面的小贩。我以后再没有见过他,无法向他解释或道歉。到今天想起这事,我心仍然不安。希望他早就把那回事忘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受过奖的学生,很少会感念老师的。因为得奖是顺理成章的事,理所当然,不用感激别人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 除了各种学艺或运动竞赛,有奖牌奖章之外。校方所给的,通常是一纸奖状,或是一面锦旗。我极不赞成用实物或现金作为奖品,奖的目的是嘉勉与鼓舞,不是可以用物质来衡量的。为了物质报酬而作的努力,完全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。记得曾有这么一个笑话:某地举行长途竞走,参加的多是马来人,走到精疲力竭。好容易拿到第一名,不过是得到一块奖牌,还得自己掏荷包买水止渴。印度人多是作裁判,或是跟着跑看热闹。只有华人最辛苦,在起跑点卖冰水,然后又赶快跑到终点再去卖冰水。

 01  

         有一年,马六甲涨大水。培中有许多老师住在校内,连夜将贩卖部的书籍课本搬开垫高,没有受到一点损失。后来董事会知道了,写了封很客气的信来表示感谢。我将原函张贴在教师办公室。听说有人说:替董事会省油了几千块钱,连一顿饭也不请。一封感谢信有什么用?也许这是开玩笑的话。在我看来,如果董事会请一顿,那么,一买一卖,完全没有情义了。

 

創作者介紹

培風書苑

培风中学图书馆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(0) 人氣()